李铁铮 卢 武 | 澳门抗战历史的影像呈现与价值表达——以剧集《风与潮》为例

　　摘 要：《风与潮》是国内首部聚焦1941—1945年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题材剧集，具有独特创作特质与价值内核。在题材创新上，剧集锚定澳门抗战“边缘空间”，聚焦金融战、物资战等“无形战场”，转向非传统英雄谱系，拓展抗战叙事边界；在历史呈现上，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从史实复刻、细节考据、人物溯源三方面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在人物塑造上，以复调叙事构建多元群像，以事件驱动完成人物成长，以“家国同构”融通个体情感与民族大义，最终将地方抗战的小众记忆升华为全民抗战的集体记忆。《风与潮》填补了澳门抗战历史在剧情类影视创作中的空白，也为抗战历史的影视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澳门；抗战史；“孤岛”时期；抗战题材剧集；《风与潮》

　　作者简介

李铁铮：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卢武：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科技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

　　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重要论述，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深层的意义资源，构成了抗战历史的价值凝练。在这一精神谱系的强力支撑下，中华儿女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为抗战题材剧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自我国第一部抗战电视剧《敌营十八年》（1981）播出以来，抗战电视剧开始兴起并持续发展。在长期创作中，多数抗战题材剧集主要遵循宏观历史叙事传统，着力于英雄书写、苦难呈现，以此来深化人们的历史认知与情感认同。然而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和受众审美的转向，单一叙事模式已难以满足受众多元的追剧需求，“如何讲好抗战故事”成为当前影视创作者亟需思考的现实问题。纵观抗战题材剧集创作的现状，有些仅仅停留在讲“打鬼子”的浅层故事，甚至出现了不少“抗日神剧”。举例而言，《敌后便衣队传奇》（2012）中的“包子炸弹”、《抗日奇侠》（2011）中的“手撕鬼子”、《神枪》（2012）里的“子弹拐弯”等雷人情节和设定，消解了抗战历史的严肃性。与此同时，地方叙事日渐成为抗战题材剧集的重要创作方向，一些剧集创作通过将地域文化符码深度融入叙事实践，以此来实现抗战记忆的地方性存续和在地化表达。例如《四十九日·祭》（2014）、《战长沙》（2014）、《鄂尔多斯风暴》（2015）、《啊摇篮》（2021）分别以南京、长沙、鄂尔多斯、延安为叙事空间，丰富了抗战题材剧集创作谱系的地域维度。

　　在当前的抗战题材剧集创作谱系中，聚焦正面战场厮杀与敌后根据地抗争的影视叙事已较为丰富，而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历史在影视创作中仍较为稀缺。此前，《澳门人的抗战》（2015）、《烽火赤子心之孤岛不孤》（2025）、《难童》（2025）等纪录片，通过文献史料和口述访谈的形式对这段历史进行史实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的剧集《风与潮》（2025），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献礼之作，是国内首部聚焦澳门“孤岛”抗战的剧情类长篇剧集，该剧在上述纪录片影像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史实呈现”到“艺术建构”的跨越，填补了澳门在抗战剧情类影视创作中的空白。剧集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将叙事镜头对准1941年至1945年间被日军封锁却坚守抗争的澳门，展现澳门华人社团在“孤岛”时期的救亡图存。小城有大义，孤岛不孤心，剧集的价值实现依赖三重核心支撑：题材创新为叙事破局、历史还原为影像立根、人物塑造为情感铸魂，本文将从这三个维度，剖析其创作特质与时代意义。

　　一、题材突破赋予作品新向度

　　题材的开掘深度决定了叙事的广度与厚度。《风与潮》突破传统抗战题材的叙事惯性，从空间选择、叙事切口、叙事主体选取三个维度实现题材创新，激活澳门地域的历史价值，丰富抗战叙事的维度，拓展抗战叙事的边界。

　　（一）空间锚定补阙：澳门抗战的定位重塑与价值激活

　　传统战争题材剧集多聚焦于正面战场等核心空间，形成了以“中心空间”为主体的叙事范式。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毗邻的澳门虽因葡萄牙中立地位未遭战火直接侵袭，却陷入更为复杂的困境：日军严密封锁周边水域，物资流通几近断绝，澳门瞬间成为被围困的“孤岛”。《风与潮》则将叙事空间精准锚定在抗战时期对外宣称保持“中立”、却依然被日军陆海空立体封锁的澳门。这一特殊“孤岛”构成了抗战叙事的“边缘空间”。当时的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中立”属性使其成为多方势力交织的特殊场域。日军通过逼迫澳葡政府签订秘密协议，试图全面控制澳门的贸易、航运与金融，而以柯麟、何贤、马万祺等为代表的爱国力量则在此开展物资转运、金融保卫等抗战活动。这一独特的历史空间蕴含着丰富的叙事张力。剧集《风与潮》打破国际社会对澳门在抗战中“中立”的刻板认知，重新审视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历史价值。澳门并非脱离抗战洪流的“世外桃源”，而是敌我双方围绕金融、物资展开激烈博弈的“无形战场”，让被遮蔽的澳门抗战历史进入公众视野，填补了抗战集体记忆的空间空白，全景展现了特殊历史下澳门同胞的坚守与担当，澳门在我国全民族抗战中从不中立、从未缺位。

　　（二）维度拓展突破：无形战场的叙事突围与类型扩容

　　传统抗战题材多以军事斗争为核心叙事线索，形成了“军事抗战”的主流叙事维度。《风与潮》则将叙事核心聚焦于金融战、物资战、货币战、运输战、谍报战等“无形战场”的斗争，实现了抗战题材的类型拓展。信息如何传递、风险如何识别、资金如何调度、信用如何维系、物流如何运转，这些抽象议题在剧集中都转化为可追踪、可感知的情节。优秀的类型作品需要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叙事维度，以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与认知期待。抗战历史本身是多元的，除了军事对抗，金融、物资等领域的抗争同样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而这一维度在以往的抗战影视叙事中常被忽视。

　　相较于正面战场的军事对抗，澳门人民在面临经济封锁和社会困境时，其抗战冲突更多体现为商业谈判中的利益交锋、金融市场的货币博弈及物资转运中的生死考验，这种“无硝烟的战争”通过特殊空间的叙事场域得以呈现，丰富了抗战冲突叙事的表现形式。剧集通过具体的情节设定，将金融抗战与物资抗战的历史场景具象化：开篇，爱国华商何贤与日本人就买卖德国马克展开博弈、切断了日军的资金链；随后，何贤与马万祺等人又联合地下党开展港币保卫战，抵御日军的金融掠夺；通过伶仃洋上的大濠帮船队，在日军的封锁线中开辟地下物资运输线，为内地抗战前线输送急需的战略物资。这些情节不仅展现了“无形战场”的惊心动魄，更印证了抗战胜利是全民抗争的集体成果，让抗战记忆更加完整、多元。

　　（三）英雄谱系转向：叙事主体的内涵革新与多元呈现

　　英雄形象是战争叙事的核心精神载体，传统战争题材剧集的叙事多以革命领袖、前线将士等军事人物为英雄主体，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英雄塑造范式。剧集《风与潮》实现了叙事主体选取的创新性转向，通过多重视角进行英雄叙事，塑造多元英雄人物，进而丰富了抗战叙事的英雄人物内涵。剧集摒弃传统模式，将叙事重心转向爱国商人、金融从业者、慈善工作者、医护人员及民间社会组织成员等非传统群体，让英雄的战场、武器与价值实现全方位革新，实现从英雄史观向平民史观的叙事转型。

　　从英雄的“战场”来看，叙事空间从硝烟前线延伸至商业银号、金融市场、慈善机构、民间帮派与文艺舞台等多元场所。从英雄武器来看，相较于传统枪炮弹药，剧集中英雄的“武器”呈现多元特征：华商的资本储备、金融与医护从业者的专业技能、爱国民间组织的物资调配能力，成为对抗侵略的核心力量。从英雄价值来看，剧集突破“以战功论英雄”的传统认知，将英雄价值拓展至“保障后方稳定、维系民生存续、凝聚民族精神”的多元维度，澳门英雄群体的团结战斗，印证了“全民抗战”语境下，每一个坚守民族立场、为抗战付出的个体都具有英雄属性的核心逻辑，丰富了抗战英雄叙事的内涵。

　　二、历史还原赋予作品真底蕴

　　抗战剧不单是作为一种影视题材来重现历史，更是“承担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抗战历史剧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建构，真实还原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基础。《风与潮》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从史实复刻、细节考据及人物溯源三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真实还原，既保证了历史严肃性，又具备艺术感染力，为抗战记忆的影视化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弱化剧集的“说教感”，强化观众的“代入感”。

　　（一）史实复刻：历史逻辑的遵循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需要坚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核心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逻辑上尊重史实。《风与潮》创作的核心情节均源于澳门抗战的真实历史。尽管这一时期澳门未遭日军军事占领，但其社会经济几乎完全被日军掌控，导致境内生活物资匮乏、流通停滞。在此绝境下，澳门居民深陷困苦，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死亡事件。《风与潮》中，以“小渔”一家为代表的贫民群体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死亡的剧情，正是这一历史实况的真实写照。中华总商会等团体通过秘密渠道向内地输送物资，并组织医护人员支援抗战的史实，在剧中则以柯麟、何贤、马万祺等上述团体的代表性人物来呈现，将他们发挥爱国力量、开展金融保卫与物资转运的历史活动作为核心叙事线索，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

　　剧集在遵循历史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重构，以增强叙事的张力与感染力，让历史呈现更具有当下性。《风与潮》塑造了一批虚构的角色，通过他们的命运交织，将分散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叙事链条。如女主角乔音婉就是虚构的人物，为真实人物“何贤”不屈不挠的爱国形象的立体化塑造提供帮助。如编剧黄晖所言：“乔音婉这个角色承载着补全历史叙事的重要使命——弥补历史记载中被淡化的女性群体和文艺界群体”。这样的创作方式，既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又让历史叙事更加生动鲜活，使观众能够通过个体命运的起伏感知历史的厚重。

　　（二）细节考据：视听语言的呈现

　　电视艺术是以视听兼备、声画结合的方式来塑造艺术形象，传达情感与思想，激发审美体验和理性思考的艺术形式。在历史题材剧集中，丰富的视听语言是营造历史质感、传递历史真实的重要手段。骑楼街巷的南洋风情、码头货栈的繁忙景象、茶楼赌场的市井气息……这些物质文化与历史场景的符号表意，构建了具有强烈历史质感的视觉符号系统，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剧组通过查阅海量档案文献，基于严谨历史考据对场景细节进行深度还原，如摒弃传统影视城的现成常规布景，辗转多省市以 1:1 比例精心搭建港澳码头、大丰银号、镜湖医院、东亚酒店、疍家花尾渡、大三巴、万人坑等 40 余个场景，这些场景不只是地理空间的再现，更构成了独特历史文化的载体。剧集还依据时代特征对服化道进行精细还原，从华商的长衫、地下党的便装、葡萄牙官员制服，到日常用品如账本、算盘、老式电话机等，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物质符号系统。这些细节的还原，让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同时也通过物质符号的表意功能，传递了澳门“孤岛”时期的历史氛围与社会状况。

　　在视觉呈现上，导演善于运用隐喻手法，多次以门窗、窄巷、海平线构成封闭式构图，强化澳门被日军封锁的压迫感；以水面倒影暗示人物身份的双重性，用摇曳烛光和码头浓雾来暗示压抑时局和复杂迷局。拍摄金融博弈、物资运输、情报传递等关键段落，则大量使用运动镜头并加快切换节奏来营造紧张氛围，这种“文戏武拍”的处理方式，赋予了商战场景不亚于战争场面的戏剧冲击力。而在刻画主角何贤时，多采用固定镜头，以近景和特写聚焦眼神与手部动作，充分凸显其沉稳性格与敏锐洞察力。在听觉设计上，全剧以汽船鸣笛、码头钟声、关闸广播、市井吆喝等环境音交织，穿插使用粤语、葡萄牙语、日语、英语等，还原该时期澳门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生态，构建出具有澳门地域特色的殖民空间声景；在金融对决段落中，清脆算盘声与隐约枪炮声交织，让无形的金融战场同样充满叙事张力。

　　（三）人物溯源：精神内核的赓续

　　历史人物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对历史人物的真实还原是历史题材作品坚守历史底色的关键。《风与潮》在尊重历史人物原型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加工，既保留了原型人物的精神内核，又赋予角色更丰富的情感层次与行动逻辑，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感染力的统一。

　　剧集的核心人物均有明确的历史原型支撑。剧中以何贤、马万祺为原型的爱国华商角色，延续了人物原型“商海逐利却心怀家国”的品格，在日军金融封锁下，不惜抵押家族产业也要保住港币汇率、支援内地物资，再现了抗战时期“毁家纾难”的爱国壮举。以柯麟为原型的地下党领导人，以澳门镜湖医院为据点，既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又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另一方面，剧集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还原的基础上，还通过艺术加工增强了原型人物的感染力：如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上，补充了角色的家庭情感线，既展现了人物的“家国大义”，又凸显了其“凡人温情”，让历史人物从“历史符号”转变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这种创作方式既坚守了历史真实的底线，又增强了人物的情感共鸣，使观众更易通过人物理解澳门抗战的历史细节。

　　三、人物塑造赋予作品大情怀

　　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建构需要具象化的主体承载，人物塑造则是实现这一承载的核心路径。《风与潮》依托复调叙事塑造多元主体群像，以关键事件驱动人物成长蜕变，以“家国同构”叙事逻辑联结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使人物形象更立体、叙事更具感染力，同时唤起历史共情、激活集体记忆。

　　（一）群像凝心：复调叙事中的多元主体

　　传统抗战叙事多以单一或围绕主角团的英雄人物为核心，形成了“主角中心”的叙事模式。“复调”一词本源于音乐理论，巴赫金（Bakhtin）将其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复调叙事”在影视创作上强调叙事主体的多元性，主要利用多结构线索、多视角对话、多人物塑造来使主题思想实现互文，不同主体的声音相互交织、相互碰撞，形成复杂的叙事张力，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历史的复杂性。

　　《风与潮》依据复调叙事的逻辑，塑造了涵盖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群像。剧集通过群像塑造，将不同身份者的抉择与民族大义深度绑定。以民族统一为精神纽带，将多元身份的群像有机串联，于乱世中凝练成共赴国难的民族合力。爱国华商何贤、马万祺设立联准金，以保障金融与抗战物资筹款；中共地下党柯麟以医生身份作掩护，指挥地下行动、传递情报并救治伤员；特工乔音婉与哥哥乔仁宇里应外合，获取日军印钞纸情报，最终以身殉国；大濠帮帮主三爷以及帮内弟兄放弃帮派私利，以命护送物资，打通地下航运通道……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角色命运交织在一起，在抗战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共同促成爱国统一战线在澳门凝聚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生动诠释了乱世中不同群体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凝聚了“心系民族”的核心价值，展现了全民抗战的历史本质，让观众深刻认识到抗战胜利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共同奋斗的结果。

　　（二）成长塑形：事件触发下的人物蜕变

　　通过合理设计特定事件，刻画人物的性格转变、价值重构与命运轨迹变动，将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历史进程紧密交织，这既使人物形象塑造更趋立体化，又承载起剧集的主题表达功能。《风与潮》以事件触发为引擎，通过具体突发事件推动角色做出选择、突破自我，最终在行动中沉淀特质、完成蜕变，展现出鲜明的人物弧光。这种创作逻辑，让人物转变有迹可循，性格特质更具说服力。

　　剧中主人公何贤的成长轨迹便遵循这一逻辑展开。开篇何贤目睹贫民“小渔”被日军欺凌，他秉持见义勇为初心介入，凭借专业金融知识戳穿日军骗局，帮民众讨回公道，既凸显了商业智慧，更树立了爱国爱民的形象。后续何贤为协助地下党采购抗战物资而开展货币兑换，虽背负“通敌”骂名与舆论压力，仍以抗战大局为重承接任务，忍辱负重，凭借个人信誉与商界人脉顺利完成兑换，尽显坚守诚信、顾全大局的职业操守。《风与潮》摒弃静态特质标签，以突发性历史事件作为成长阶梯，让人物在应对危机中暴露品性、突破局限，同时让人物成长与澳门抗战进程深度绑定，使角色既符合历史逻辑，又具有鲜活人性温度，让观众在感知蜕变中，深刻理解特殊时期个体的担当与坚守。

　　（三）家国铸魂：小家呈现出的民族大义

　　“影视剧‘家国叙事’源自中国‘家国一体’的文化潜意识，在承继经典文学‘家国叙事’的传统中建构，历经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民族叙事的经典模式之一。”宏大的抗战叙事若缺乏个体情感支撑，易陷入“概念化”“说教化”的困境。家国一体的艺术创作，在家庭和国家两个叙事空间中再塑镜像人物，在日常生活视角和国家宏大叙事中演绎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巨变。以“家”的模式表达国家意志，家和国就成为了相互指涉的表意载体。《风与潮》秉承这种“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在宏观抗战叙事中自然融入“小家”元素，通过展现个体的家庭情感与生活困境，实现“小家”与“大家”的价值交融，让人物形象更为立体、故事情感更具张力。这些“小家”元素的塑造，并非脱离主线的“点缀”，而是与宏观抗战叙事深度绑定、互为支撑。

　　剧集对“小家”元素的呈现，集中体现在父子、兄妹、夫妻三类角色关系的刻画中：何氏三代（何澄溪、何贤、仔仔）的父子情深，既饱含日常生活的烟火温情，更以“先国后家”的家风传承，诠释了家国精神的血脉赓续；乔仁宇与乔音婉的兄妹同心，在亲昵互动中尽显人性温度，更以信仰共鸣为纽带，凭默契传递情报，强忍生死离别之痛坚守使命，让亲情与爱国情怀深度交融；何贤与郭绮雯、马万祺与罗柏心的夫妻相守，女性以坚韧与坚守筑牢家国后盾，让战火中的爱情为“大家”的抗战事业注入温暖磅礴的力量。澳门华人的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持续性情感，体现出“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既饱含“家国大义”的担当，又不失“儿女情长”的温情，使人物形象更贴近历史真实，也更易引发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

　　（四）历史共情：剧集构建成的集体记忆

　　从个体生命的维度来看，记忆承载着个体的经验、感知、反思，是个体对自身存在、身份和意义的确认和建构。集体记忆作为维系群体凝聚力和文化延续性的心理载体，依托文物、文献、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建构群体的文化认同。澳门抗战集体记忆的长期空白，与其在影像叙事中的长期缺席密切相关。澳门抗战历史之所以长期被遮蔽，主要源于三重结构性因素：一是澳葡政府“中立”话语带来的历史压抑，弱化、回避澳门的抗日救亡史实；二是抗战叙事长期以“中心—边缘”空间格局为主导，澳门因被视为非核心战场而被忽视；三是史料分散、大众认知不足。这种“记忆空白”并非历史虚无，而是话语权力筛选与历史表述失衡的结果。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强调记忆的社会建构性，认为个体记忆需依托集体框架才能被唤醒与重组，集体记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对过去的重新建构，并通过媒介得以维持和传递，对塑造群体身份认同至关重要。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集体记忆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记忆之场”概念，将记忆载体分为物质之场、非物质之场与理念之场三个层面。尽管诺拉后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记忆之场因为试图包罗万象，结果变得一无所指”，但边界的模糊化反而赋予了“记忆之场”更加包容的特性，这种包容性恰恰为影视文本的记忆阐释提供了更大空间。剧集《风与潮》在澳门抗战记忆的唤醒与传承中扮演着“记忆之锚”的重要角色，剧中人物、创作者及观众，跨越时空共同成为历史记忆的存证者。集体记忆的媒介化建构，离不开可感知、可代入的人物形象与情感体验，《风与潮》以鲜活的个体命运搭建起观众与历史之间的情感桥梁，借助人物的真实抉择、挣扎与坚守，唤醒跨越时空的历史共情。剧集将爱国志士、文艺青年、疍家船民、街头商贩、学校师生等平凡个体纳入叙事，让他们在乱世中以各自方式参与抗争，使宏大叙事转化为可触摸、可共鸣的生命体验。曾被遮蔽的澳门地方抗战记忆，也经由影像人物的情感传递，最终升华为具有普遍性和感染力的民族集体记忆。

　　结语

　　以影像为桥，《风与潮》跳出传统抗战题材的叙事窠臼，精准填补了澳门“孤岛”时期抗战历史的影视叙事空白，更完成了一次对地方抗战记忆的鲜活唤醒与深度建构。黑格尔指出：“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在这种意义上，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也都是合乎理性的。”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命题，揭示了历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区域史、民族史，而应是置于全部人类联系中的世界史，为人们理解当今世界变象、乱象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从议事亭前地的葡式建筑到伶仃洋上的物资航道，从金融市场的货币博弈到街头巷尾的救亡呼声，剧集以细腻的影像笔触，将澳门这一抗战“边缘空间”的社会风貌完整复刻，让观众得以直观感知 1941—1945 年被日军封锁的澳门，绝不是脱离抗战洪流的“世外桃源”，而是各方势力交织、敌我暗中博弈的“无形战场”。剧集深度挖掘了爱国华商、地下党员、文艺工作者、民间帮派、普通民众等多元群体的家国情怀、赤胆忠诚，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者的抗战选择与民族大义深度绑定，生动展现了澳门同胞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立场坚守、主体自觉、责任担当，清晰印证了澳门在抗战中“从不中立、从未缺席”的历史事实，让这份曾被遮蔽的地方抗战记忆，从小众的历史记载走向大众的影视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献礼之作，《风与潮》的创作价值远不止于还原一段地方历史，更在于为当代抗战题材剧集的创作提供了“创新有边界、真实有支撑、情感有落点”的可行范式，为抗战历史记忆的影视化传承、时代价值传递探索了全新路径。剧集在题材层面的创新始终立足历史真实，从空间、维度、英雄谱系三个层面进行叙述，让创新始终坚持正确的历史边界、保持澳门抗战的历史底色。在剧集叙事层面，剧集始终兼顾历史还原、史实严谨的艺术表达，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筑牢了影像表达的历史根基，让抗战叙事摆脱了“概念化”“说教化”的困境。在人物塑造层面，剧集以情动人，依托复调叙事塑造多元群像，以事件勾勒人物成长弧光，这种以“家国同构”为逻辑的叙事方法，将父子、兄妹、夫妻的小家温情与民族大义深度交融，让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情感表达真挚动人，实现了历史记忆与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这部作品让“小城”澳门的地域体量与“大义”昭然的民族担当形成鲜明张力，将澳门抗战的小众记忆升华为跨越时空的全民共情、集体记忆，有助于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大势、担当历史使命”。同时，《风与潮》的创作也丰富了抗战题材的影视创作谱系，让伟大的抗战精神在地方历史的演绎中得到新的诠释与传承，为新时代红色历史的影视化传播注入持久的生命力，为更多地方抗战历史的影像挖掘与价值表达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原刊于《港澳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