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山 | 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国家战略定位与央企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探析

　　摘 要：“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在国家五年规划层面明确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标志着北部都会区从香港的城市规划项目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工程，反映了北都战略定位的重要跃升，也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本文系统考察北部都会区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定位演进，分析其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进程中的功能与价值，并从能力建设、平台功能、价值使命三个维度论证中央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战略逻辑。北都将为央企在新发展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全球化经营体系、服务“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差异化的战略平台，也将进一步带动国际资本重估并投入香港及内地市场。

　　关键词：“十五五”规划；北部都会区；粤港澳大湾区；央企；国家战略

　　作者简介

　　黄元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特首政策组组长。

　　正文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五十九章“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对香港的战略定位作出了系统部署：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并首次在国家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将一项香港本地的空间发展规划写入国家战略文件。202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再次提出“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上述部署反映出北部都会区（以下简称北都）已不再仅是香港本地规划议题，而是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来统筹考量的重大战略工程。北都的建设成效，将深刻影响国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科技自立自强等战略领域的推进效能。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北都的国家战略定位，以及其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中的功能，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要议题。

　　北都位于香港北部、毗邻深圳，规划总面积及未来人口约占香港的三分之一。特区政府多次在施政报告和规划文件中将北都明确界定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香港的战略发展区域。与香港以往侧重住宅供应的新市镇开发模式相比，北都在规划理念上实现了重要转变：以“产业带动”为主轴，旨在从根本上破解香港长期以来产业发展受制于土地不足的困局。

　　在空间规模上，北都可提供超过 3000 公顷新发展土地，预计可容纳约 250 万人口，未来将创造约 50 万个新工作岗位，加快推动创科以及其他产业发展。同时，北都亦是香港未来房屋供应的主要来源，可提供超过 50 万个新住宅单位，对缓解香港长期面临的住房紧张问题具有关键意义。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色和产业优势，北都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域：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创新科技地带、口岸商贸及产业区、蓝绿康乐旅游生态圈，形成与深圳各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从建设进度看，未来五年北都将产出约 900 公顷的“熟地”（可建设用地），约将建成交付 7 万个房屋单位，并提供约 100 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目前，北都的基本规划框架已经出台，工作重点已转为加快建设工程及促进产业导入的落实阶段。

　　不过，北都还面临开发周期长、规则衔接复杂、前期投资巨大、产业基础尚在起步阶段等现实条件，特区政府需要研究分析北都应通过何种开发模式推进，谁更适合在其中承担先导性角色。当前的开发主体涵盖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等。民营企业在市场敏感度方面具备优势，是推动新兴产业应用场景落地的重要力量；外资企业则在国际规则对接、资本运作及全球网络嵌入方面发挥桥梁作用，有助于提升北都的国际化程度；央企则依托其在关键基础设施、战略性产业及跨区域资源配置方面的综合能力，在承担国家战略任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及推动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考虑到北都的国家战略定位以及当前开发建设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本文将央企作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其在北都建设中的功能性优势及制度性角色。

　　本文系统考察北都战略定位的演进脉络及其在大湾区深度融合进程中的价值，分析北都开发建设面临的挑战与所需的开发模式，并从能力建设、平台功能、价值使命三个维度论证央企参与北都建设的战略逻辑，同时就北都项目价值评估的方法论进行反思。

　　一、北都在国家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中的战略定位

　　与主要挑战

　　北都战略定位的演进，既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政策跃升，也内嵌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的进程之中。

　　（一）战略定位的双重跃升：从香港规划到国家战略

　　“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写入国家规划。这一政策部署的意涵，可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第一个是规划层级的跃升。北都不再仅是香港特区政府主导的一项城市规划项目，而是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的战略工程。这意味着北都的建设目标、资源调配和政策支持，将在国家层面获得更高层级的制度支持。这一跃升体现的是香港发展与国家发展的深度一体化：北都建设既是香港自身经济转型与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更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战略目标作贡献的具体载体。

　　第二个是功能的延展。虽然“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五十九章的港澳专章中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但纵观整部规划纲要，无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香港均可凭借其独特优势作出重要贡献。北都正是将香港独特优势转化为国家发展动能的核心承载空间，由此观之，北都的战略价值实质上与“十五五”规划纲要多个篇章的战略目标形成交叉支撑关系。

　　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定位基础上，内地省级规划亦开始对北都作出回应和对接。2026 年 4 月 28 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协同开展园区开发、产业导入、项目布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这一安排意味着珠三角城市群将在产业协同、基础设施衔接、制度创新等方面为北都提速建设注入更为强劲的外部动能。

　　（二）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的关键载体

　　“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区域战略部署中明确提出“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来看，北都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通区域深度融合瓶颈的关键载体。

　　在国家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增长极中，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质。珠三角拥有世界级的先进制造能力，深圳引领全国的科技创新生态日趋成熟，香港则是连接国际资本和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跃居全球首位，超越“东京—横滨”集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多年稳居全球前列、亚太第一，2026 年第一季度 IPO 市场集资达 1099 亿港元，为去年同期的 6 倍，位列全球第一。概言之，大湾区已经具备了在国际资本、前沿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三个关键领域同时发力的禀赋条件，这一组合优势在全球主要湾区经济体中具有鲜明的差异化特征。

　　然而，禀赋优势的并存并不自动等同于功能的耦合。要使大湾区真正发挥“动力源”作用，关键在于打通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目前制约“四链”贯通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制度差异带来的规则壁垒。两种制度、两个关税区、两套法律体系带来的规则差异，使得跨境要素流动的便利化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科研物资通关、数据跨境流转、专业资格互认等领域的制度壁垒，构成了创新链和产业链跨境衔接的实质性障碍。二是空间结构的错配。香港传统核心商业区集中在维港两岸，距离深港边界超过 30 公里。长期以来，香港在靠近内地一侧缺乏大规模的产业和创新用地，科创企业难以获得规模化的研发和生产空间，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缺少物理载体。国际人才和资本虽汇聚于香港，却难以便捷地与大湾区内地的制造能力和市场腹地形成高效协同。换言之，融合进程的主要瓶颈在于缺少一个在地理上贴近内地、在空间上充裕、在功能上适配的承载平台。

　　北都的战略价值，恰恰在于它为破解上述瓶颈提供了一个兼具空间承载力和制度试验性的战略平台。北都在大湾区区域格局中的定位，不同于“十五五”规划建议所界定的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这些重大合作平台是在特定政策边界内、聚焦特定功能领域的制度试验平台；而北都则是一个覆盖香港三分之一面积、涵盖多重功能板块的综合性战略空间，其内部本身就囊括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一国家级重大合作平台，并以此为核心进一步拓展创新、产业、口岸商贸及生态康乐等多元功能布局。因此，北都是一种尺度更大、综合功能更强的战略载体。

　　从具体功能来看，北都为“四链”贯通提供了实质性的空间载体和制度试验场。在创新链方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行“一区两园”模式，正在探索科研人员便捷往返、科研物资跨境流动以及科研数据安全有序流通的制度安排。在产业链方面，新田科技城规划提供大规模的创新及产业用地，使香港首次具备在边境地带与深圳形成“研发—中试—量产”跨境产业协作的物理条件。

　　在资金链和人才链方面，特区政府正推动制定只适用于北都的专属法例，就简化规划地政程序、采用创新建筑技术安排、便利及管理跨境要素流动等六个范畴提供特别安排，以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及数据流在北都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更高效流动，并在实践中为两地规则衔接积累经验。这凸显了特区政府对将北都作为制度试验场和发展优先项目的重视程度，也为加快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和产业导入提供了制度保障。

　　上述举措正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所强调的“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的具体落实。

　　综合以上分析，北都之于大湾区的意义，不是增添一个新的开发项目，而是补上大湾区从“物理相邻”走向“深度融合”的一块关键拼图。它所强化的不是香港单一城市的竞争力，而是让大湾区三重禀赋优势真正形成功能耦合——使国际资本更顺畅地对接科技创新，使科研成果更高效地转化为先进制造，使全球人才更便利地服务湾区产业。

　　（三）北都开发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北都的开发建设并非传统房地产开发，而是一项规模空前、复杂程度极高的系统性工程。深入剖析其面临的挑战和所需的开发模式，是理解为何需要央企作为关键参与主体的逻辑前提。

　　第一，规模空前与周期漫长的双重压力。北都涉及超过 3000 公顷新发展土地，建设周期长达 20 至 30 年。以新田科技城为例，其首阶段仅 158 公顷土地的平整工程拨款已高达 271 亿港元，由此可推断，整个北都建设所需的投资规模庞大。规模之巨，对资本投入、组织协调及工程实施能力均提出极高要求；周期之长，则须承受经济周期波动、政策环境变迁与市场预期不稳等多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此情境下，一般市场主体难以独力承担如此长周期、大规模的投资与运营压力，必须依赖具备雄厚资本实力与长期战略定力的主体方能有效推进。

　　第二，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市场失灵风险。北都目前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基础有限，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土地平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等基础性工作，而经济回报往往要等到产业集聚和人口导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显现。这种“先投入、后回报”的特征，导致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驱动的开发主体倾向于回避，容易出现市场失灵。

　　第三，产业导入的战略性要求。北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以住宅为主导的新市镇开发，而是以创新科技产业为支撑的产业新城。这要求开发主体不仅具备空间开发能力，更需要具备战略性产业的导入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和与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的协同力。一般房地产开发商难以承担如此综合性的产业培育任务。

　　第四，国家战略落地的政治性要求。作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工程，北都建设承载着服务国家整体发展、巩固“一国两制”实践基础的政治使命。这意味着北都不能简单按照短期商业逻辑推进，而需要在战略导向、节点把握、风险防控等方面体现国家意志，需要参与主体具备较高的政治站位和履行国家战略任务的能力。

　　二、央企参与北都建设的战略逻辑

　　在明确了北都的国家战略定位、大湾区融合功能以及所面临的开发挑战之后，以下进一步论证央企参与北都建设的战略逻辑。

　　（一）央企参与北都建设的组织载体与制度性支撑

　　从治理结构与业务实践看，央企可通过不同层级、不同功能定位的组织单元参与北都建设，包括规划、投资与运营过程。这一多层结构反映了央企内部“集团总部—业务板块—境内外子公司”的纵向治理逻辑，概括而言，可将央企参与北都建设的层级划分如下所示（见表 1）：

　　从功能上看，集团总部层级更多体现为国家战略在企业内部的顶层统筹，通过设立专题领导机制、战略布局办公室等方式，将北都建设纳入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框架，实现国家战略与企业集团战略的对接。海外与离岸子公司层级则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功能，通过在港上市平台和离岸财资中心，开展跨境结算、全球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将北都打造为央企国际化布局或“出海”的重要支点。业务板块层级则直接对应北都的重点产业与基础设施需求，以科技、能源、建设等专业化子公司为主体，推动具体项目在河套合作区、新田科技城等功能板块落地。战略合资层级，则以央地合资、央港合资等多元股权结构为载体，汇聚地方政府、本地企业及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探索北都大学城、生命健康研发院等领域的跨界协同开发与长期运营模式。

　　表 1 央企参与北都建设的层级划分

　　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聚焦央企在北都建设中的参与，并非指其凌驾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之上，而是指央企通过集团总部、业务板块与境内外子公司等多层级组织形态，对国家战略在北都的落地提供独特的制度性支撑和组织化保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战略对接层面，央企是国家战略与北都建设落地之间的核心传导机制。央企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主力军，其内部决策机制能够将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顶层设计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中长期投资规划和具体项目布局。这种自上而下的战略传导机制，单纯依靠市场主体难以实现，却能够确保北都建设的方向与国家战略意图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在重大项目落地层面，央企具备承担基础性、先导性投入的综合实力。北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大学城、大型数据园区、产业园等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等特征，需要参与主体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工程建设能力以及承担长期投入的耐心资本属性。央企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稳定市场预期，带动多元资本跟进，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第三，在资源整合层面，央企具备跨区域、跨行业、跨境的综合协调能力。 北都建设需要协调香港与内地、政府与企业、研发与产业、金融与实体等多重关系。央企集团内部纵向贯通的治理结构和横向延伸的业务布局，使其能够在不同地区、不同板块、不同主体之间高效配置资源，形成系统性的开发合力。这种综合性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其他类型企业难以企及的。

　　第四，在风险共担层面，央企能够承担市场失灵环节的国家责任。北都建设中存在的市场失灵环节（如基础性投入、规则衔接探索、战略性产业培育等），需要由具备国家责任意识的主体来承担。央企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主体，既能够以市场化方式参与项目，又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在必要时承担合理的政策性成本和风险，这种双重属性是央企的独特价值所在。

　　第五，在长期承诺层面，央企能够提供超越商业周期的战略定力。北都建设周期长达数十年，需要参与主体保持持续稳定的投入和承诺。央企作为代表国家长期利益的市场主体，具备穿越经济周期、保持战略定力的能力，能够为北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撑。

　　“十五五”时期，央企肩负着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的重要使命，致力于成为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驱动发展、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三个排头兵”。北都的国家战略定位，与央企在新发展阶段的使命高度契合、互为支撑。

　　本文认为，央企参与北都建设的战略逻辑，是沿着能力建设、平台功能、价值使命三个递进的层次逐步展开：在产业层面上回答“为转型升级做什么”，在规则层面上回应“为高水平开放做什么”，在制度层面上指向“为‘一国两制’长治久安做什么”。在这一意义上，能力建设维度着重于央企如何利用北都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平台功能维度则聚焦北都如何成为央企参与国际规则重塑、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枢纽地位；价值使命维度则进一步分析央企在北都实践中如何通过具体发展安排，服务“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制度目标。

　　（二）能力建设维度：在产业层面回答“为转型升级做什么”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突出位置，强调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为央企参与北都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产业指向。不过，央企在北都建设中所体现的“能力”并非局限于新质生产力培育，而应理解为一套更综合的国家战略执行能力：既包括新质生产力和产业组织能力，也包括基础设施供给、产业链整合、供应链保障、资本运作和跨区域协同能力。

　　在这一层面，北都首先被视为央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平台：通过在北都培育综合能力、延伸生产性服务链条、布局前沿科技产业，央企得以在更高起点上承担起巩固国家实体经济根基、优化全国产业空间结构的责任，其逻辑可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厚积淀为培育综合能力提供了独特的能力基础。香港与内地产业的深度融合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积累。自 20 世纪 80 年代，港资制造企业北上开启“前店后厂”模式以来，至今已有约 6.8 万家港资制造企业深度嵌入内地产业链，制造服务业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已接近两成。随着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香港的角色持续升级，从直接生产制造逐步聚焦于研发、融资、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知名企业如伯恩光学，从香港起步，在珠三角扩展产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玻璃盖板供应商之一，服务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建滔集团从香港出发，布局内地覆铜面板产能，连续多年蝉联全球市场第一。这些案例折射出香港产业从“Made in Hong Kong”向“Made by Hong Kong”的结构性跃升，反映了香港的产业服务功能已深度嵌入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与香港数十年来在产业融合中积累的核心能力高度吻合。对于央企而言，北都不仅是发展科创产业的平台，也是借助香港在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和供应链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优化产业组织方式和提升全球经营能力的重要空间载体。

　　第二，香港的科研实力发挥了策源功能。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离不开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香港在这一领域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香港拥有强大的基础科研底蕴和汇聚全球智慧的独特能力：一座城市坐拥 5 所世界百强大学，比例之高在全球范围内属罕见；在 2025 年度“全球最广获征引研究人员”名单中，香港共有 145 名学者入选，高居全球第 8 位。顶尖的科研实力正在不断转化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例如由香港大学联合南方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完成的“柔性超平钻石薄膜规模化制备创新技术”研究入选 2025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直接服务于航天与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菲尔兹奖得主、越南和法国籍数学家吴宝珠于 2026 年 6 月起加盟港大，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基础理论研究注入新动力。这些进展表明，香港的科教体系不仅具有学术产出能力，更具备将基础研究与国家重大技术需求对接的通道。对央企而言，北都能成为其前沿技术布局、联合实验室建设、科研成果转化和高端人才集聚的平台，从而强化央企服务国家科技战略，以及汇聚、培育和管理人才的能力。

　　第三，北都既为打破香港科教生态的空间瓶颈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也将教育与科技确立为北都功能布局的核心轴心。长期以来，空间局限一直制约着香港创科生态的充分发展。以香港大学为例，其全球排名第 11 位，与北京大学第 14 位、清华大学第 17 位并驾齐驱，但校园面积仅 45 公顷，不到北大（275 公顷）的六分之一、清华（483 公顷）的十分之一；港大每公顷师生密度高达 1000 人，是清华、北大的 6 至 8 倍。这一对比既印证了香港学术机构在极度空间约束下的惊人产出效率，也凸显了释放更大创新潜力的迫切需求。在现有空间条件下，香港的科研机构难以大幅拓展实验设施、中试平台和产学研协作空间，科研成果向产业端的规模化转化缺乏充足的物理载体。

　　北都的建设，为破解上述空间约束提供了系统性方案。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新田科技城、北都大学城等重大功能板块的规划布局，推动教育和科技成为北都发展的重心，与传统新市镇开发路径形成明显区别。香港首次在紧邻内地的边境地带拥有大规模的科研、教育和产业用地，具备了将国际化高端要素与大湾区制造和创新能力进行空间聚合的基础条件。具体而言，北都大学城及其周边科研设施的建设，将为香港高校突破现有空间瓶颈、拓展科研和教学容量创造条件；新田科技城的产业用地规划，则为科研成果的中试验证和产业化转化提供了此前缺失的环节。由此，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与前沿科技和先进制造深度耦合，这为其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供了必要的产业纵深。

　　央企可通过参与北都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积累跨场景、跨产业、跨制度环境的综合开发经验。因此，从能力建设角度看，北都为央企回答“在新发展阶段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什么”提供了具体载体，其意义不仅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在于提升央企围绕国家战略组织产业、配置资源和建设平台的整体能力。这些参与也有助于国有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实现前瞻性的能力积累与价值增长。

　　（三）平台功能维度：在规则与开放层面回答“为高水平开放做什么”

　　在产业能力得到强化的基础上，更高一层的问题是：央企及北都如何在对外开放和规则供给层面参与塑造国际经济秩序，即“为高水平开放做什么”。“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同时还特别指出，要积极提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这些部署对央企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正从传统的“产品出海”向“标准出海、品牌出海、体系出海”系统性升级。北都之所以能够成为央企“出海”的关键节点，其逻辑同样可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香港试点、海外落地”路径的实践积累，为“体系出海”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从国际经贸竞争的实践来看，标准与规则的制定权往往具有与技术突破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一系列案例表明，香港作为国际规则对接平台和具有标准验证场景的功能，在企业全球化进程中具有显著价值：百度“萝卜快跑”在香港进行公开道路测试，积累右驾市场的运营数据与合规模式，为向英联邦国家和地区推广奠定基础；华领医药在香港推出全球首创的糖尿病新药，借此积累国际认可的临床数据；他山科技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触感芯片通过香港平台进入卡塔尔等海外市场。

　　第二，北都具备条件，将上述模式从“单点突破”推向“系统集成”。其一是跨境制度优势。河套合作区通过推动跨境要素的便捷流动，形成“香港研发＋大湾区转化＋香港融资认证＋全球推广”的完整闭环，将香港的国际化制度优势与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进行有机结合。其二是规模空间优势。北都将提供大量新产业用地，可供央企系统布局国际产业园区、大型数据中心、离岸算力设施等战略性基础设施。其中，沙岭数据园区最快 2029 年投入运作，至 2032 年可为香港提供相当于目前约36 倍的算力规模，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资源配置提供坚实的算力基础。其三是生态集聚效应。新田科技城、大学城、科创园区与高增值供应链服务功能的空间叠加，能够形成覆盖研发、认证、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合规、供应链金融和国际营销的完整“体系出海”生态圈。

　　第三，北都契合了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需要。“十五五”规划纲要赋予香港“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新定位，是对香港在全球供应链管理领域深厚积累的充分认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供应链安全已从传统的物流仓储延伸至资本结算、数据流转、法律合规的系统性防御。香港在这一领域已有深厚的实践积累，早已是众多大型企业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关键节点。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香港设立集团唯一的离岸财资中心，为遍布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海外成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成功将外部借贷成本和利息支出大幅降低 20% 至 30%，有力支撑了中石油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北都的建设将使央企的供应链管理中心得以与国际会计、法律、风险管理等专业服务机构及数据和算力基础设施同处一域，形成完整的全球化经营服务生态。这一布局对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北都不仅是央企国际化经营的物理节点，更是其参与“体系出海”与制度型开放的规则平台：一方面通过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专业服务和金融监管体系，为央企提供面向全球市场的合规与认证环境；另一方面通过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制度创新联动，为中国在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提供新的空间支点。由此，北都在平台功能维度上，回答了央企“为世界经济体系贡献什么”这一问题。

　　（四）价值使命维度：在制度层面回答“为‘一国两制’做什么”

　　在能力建设和平台功能两个层面，央企通过北都分别在产业体系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寻找自身定位，而进一步的追问是：这一系列布局最终如何服务“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制度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港澳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这些部署的底层逻辑，是通过发展来巩固“一国两制”的实践基础，通过融合来拓展港澳的长期发展空间。

　　一方面，北都建设承载着破解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功能。香港长期面临土地紧张、房屋供应不足、青年发展空间受限等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不仅影响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可能对社会稳定和“一国两制”的长期实践产生深层影响。北都通过大规模释放发展空间，提供超过 50 万个新住宅单位和约 50 万个新工作岗位，将“职住平衡、宜居宜业”从规划理念转化为具体现实。当香港青年能够在北都的科创园区就业、便捷往返深港两地与合作伙伴推进项目，其工作和生活圈子自然延伸至整个大湾区，这种真实可感的发展前景，有助于从根本上增强年轻一代对大湾区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发展的参与感。

　　另一方面，央企参与北都建设承载着超越商业项目的政策功能。北都的建设逻辑是以发展求稳定、以布局谋长远，其所承担的，正是巩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服务“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战略使命。对于央企而言，参与北都建设不仅具有商业层面的项目价值，更承载着以实际行动支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以长期投资稳定市场预期和提振社会信心的政策功能。这种政策功能的内涵，决定了央企参与北都建设不应仅以短期财务回报作为核心评估标准，而需纳入服务国家大局和履行政治责任的综合考量框架。

　　进一步而言，基于价值使命维度的认识，需要建立与北都战略性发展相匹配的价值评估方法论。部分企业在测算北都项目的投资回报时，倾向于以香港北部新界当前的市场租金水平、房地产价格指数和商业活跃度作为未来收益的预算基准，由此形成投资可行性不足的初步判断。这一评估方法在技术上并无明显错误，实质是“用今天的尺子量明天的地”，可能严重低估北都在国家政策驱动下的长期增长潜力。

　　内地的发展经验本身就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参照。回顾浦东新区的发展历程，1990 年中央宣布开放开发浦东时，陆家嘴一带还是大片农田和简易工房，办公楼租金和土地价格远低于浦西的传统核心区。如果当时的投资者仅以 1990 年上海的市场指标来测算浦东项目的未来收益，几乎所有投资都将被判定为不具可行性。然而，在国家战略加持和政策资源的系统性注入下，浦东用了不到 30 年时间，便成长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全球瞩目的现代化城区。2020 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突破1.3 万亿元，较 1990 年的 60 亿元增长了 210 多倍；2025 年，浦东经济总量进一步突破 1.8 万亿元，超过天津全市的经济总量。浦东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在 2013 年就已超过浦西，陆家嘴作为核心区，聚集了 6000 多家金融机构。浦东的发展轨迹表明，对于国家战略驱动的重大项目而言，初始阶段的市场指标并不构成评估其长期价值的可靠基准；真正的“价值锚”在于国家战略的明确导向及其所带动的政策资源集聚效应。

　　北都的情况与浦东案例具有结构性的相似：同样是在既有商业格局之外开辟新的战略空间，同样被纳入国家层面的规划部署，呈现出“初期市场指标不具吸引力、长期政策驱动力确定性强”的特征。因此，央企在谋划北都布局时，有必要在传统的财务可行性分析之外，建立一套纳入政策驱动因子的动态估值框架。

　　在对标选择上，合理的参照不应局限于香港当前的市场指标，而应考虑世界发达经济体中由国家或区域战略驱动的顶尖科技与产业园区。以美国波士顿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周边创新走廊为例，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顶级学府的支撑下，肯德尔广场在数十年间从工业旧区蜕变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一平方英里”， 整个波士顿—剑桥地区生命科学公司在 2019 至 2024 年间获得风险投资融资达 559 亿美元,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地区。北都坐拥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毗邻深圳创新生态、背靠大湾区万亿级制造业腹地，其长期价值理应以类似肯德尔广场这类“战略性空间”的发展路径为参照，以更具前瞻性的分析框架来审视。

　　进一步而言，“战略性发展”的政策意涵在于：市场机制的自发驱动力不足以实现全局最优的资源配置，因而需要国家战略的明确导向和制度性资源投入来推动。市场逻辑追求的是确定性和即期回报，而战略性发展追求的是长期价值和全局最优。两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国家政策介入和战略引导的逻辑起点。

　　这一逻辑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有丰富的先例支撑。面对国际技术封锁和市场壁垒，纯粹的商业逻辑将导致企业回避半导体产业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发投入，唯有国家战略的明确导向和以央企为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坚定执行，才使得关键环节的突破成为可能。从载人航天到西气东输，从港珠澳大桥到大飞机制造，央企在历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始终承担先锋和主力的角色。这些经历的共同规律在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布局，在初始阶段往往不符合短期市场的收益预期，而那些最终产生深远回报的战略投入，通常诞生于初始条件最具挑战性之处。

　　北都所需要的参与主体，不是短期逐利的市场投机者，而是具有战略视野和长期承诺能力的国家力量。央企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核心主体，在北都建设中承担先导和引领功能，既是其使命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战略工程落地的客观需要；而以“战略性发展”的视角建立动态估值框架，则是央企科学决策、稳健投入的方法论保障。

　　综上，央企在北都的参与，不仅意味着在国家产业战略和国际开放格局中承担更积极的角色，更是在具体的空间发展和长期投资实践中，以可见、可感的发展成果巩固“一国两制”的社会基础和提升制度信心。能力建设、平台功能与价值使命三个维度，沿着“为国家、为世界、为‘一国两制’”的逻辑阶梯逐级展开，构成理解央企参与北都战略逻辑的完整框架。

　　结语

　　“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 “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纳入国家规划，标志着北都已从香港的一项规划工程跃升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其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是大湾区从“物理相邻”走向“深度融合”的关键拼图。然而，北都建设面临规模空前、周期漫长、前期投入大、战略性要求高等多重挑战，央企通过集团总部、业务板块与境内外子公司等多层级组织形态，为国家战略在北都的落地提供了独特的制度性支撑和组织化保障。

　　与此同时，国家支持央企更好地结合产业布局和资本营运，与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共享发展成果。这正是香港的优势。央企进入北都设立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方便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和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将进一步带动国际资本重估并投入香港及内地市场。

　　央企参与北都建设在能力建设、平台功能、价值使命三个维度均具有深厚的战略逻辑，既是央企在新发展阶段履行使命担当的重要体现，也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而准确评估北都的长期价值，则需超越静态市场指标的局限，建立纳入政策驱动因子的动态估值框架，以“战略性发展”的政策视角审视其布局意义。

　　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推进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北都建设正处于从蓝图走向实景的关键窗口期。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央企以结构性互补的姿态参与北都建设，将为“一国两制”下央企服务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写下协同治理新范式。

　　本文原刊于《港澳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