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赤萌 | 新时代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理论创新与治理创新

　　摘 要：立足“一国两制”实践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港澳提振经济动能、破解民生积弊、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发表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新时代港澳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托国家战略破解发展瓶颈、以良政善治增进民生福祉、以民心建设夯实“一国两制”社会根基等重大命题，有力推动形成“以安全为前提、以发展为主线、以民生为落点、以人心为根本”的治理范式，为港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根本遵循。

　　关键词：“一国两制”；港澳经济；民生改善；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

　　蔡赤萌：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员。

　　正文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 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港澳长期保持繁荣发展与国际化优势，持续发挥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功能。与此同时，受地域条件、产业结构、治理惯性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港澳逐步积累起诸多深层次矛盾。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总结 “一国两制” 实践经验，精准把握港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与内外风险挑战，围绕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新时代港澳工作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和挖掘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核心要义、方法论体系、实践路径、治理要求、治理创新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对于指引港澳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系列论述，立足“一国两制”实践演进，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针对性。

　　（一）“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演进历程

　　“一国两制” 在港澳的实践，是伴随内外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以重大宪制事件、历史方位转换为标尺，可将“一国两制”港澳实践大致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

　　阶段一：构想形成、外交谈判与制度建构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港澳回归前）

　　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成基本法立法，搭建特别行政区制度框架。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作为和平解决港澳问题的指导方针。1984 年、1987 年，中英、中葡政府分别签署联合声明，确定港澳回归时间与“一国两制”原则精神。全国人大依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国家基本法律形式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法律化、制度化，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体系，为政权平稳交接奠定法理基础。这一时期重在顶层制度设计，尚未进入特区常态化社会治理。

　　阶段二：港澳回归、“一国两制”治理实践与探索磨合阶段（香港 1997—2020；澳门 1999—2020）

　　1997 年香港回归、1999 年澳门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转化为现实治理实践。中央严格遵守宪法和基本法，尊重特区高度自治，通过《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放“港澳自由行”、深化港澳与内地合作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港澳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外部冲击，维护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推动澳门整体经济实现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经济全球化、新冷战思维导致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技术革命引发产业变革和经贸体系深度重构，港澳作为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体，面临的经济安全风险挑战进一步增大，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现。香港经济转型缓慢、传统产业优势弱化、土地住房供给不足、贫富差距扩大、青年发展空间受限等经济民生问题持续发酵；外部势力干预不断加深，相继发生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等严重事件，国家安全制度短板充分暴露，“一国两制”香港实践遭遇了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澳门总体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但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结构性风险持续显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任务紧迫。港澳回归 20 余年的探索实践显示，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港澳深层结构性问题，仅仅依靠港澳“小政府”有限的经济功能也无法自动实现长治久安，制度短板与民生短板相互交织，带来治理风险。

　　阶段三：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发展新阶段（2020 年至今）

　　这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最为关键的历史阶段。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是连贯统一的过程，既是不断筑牢安全屏障、巩固安全基础的过程，也是持续改善发展环境、加快发展步伐的过程。

　　面对 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一度出现的严峻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关于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制定《香港国安法》（2020），补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短板，止暴制乱，拨乱反正；完善香港选举制度（2021），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重塑特区管治格局。澳门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本地立法，筑牢安全防线。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着力解决国家安全与宪制秩序问题，平息社会动荡，为后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创造根本前提条件。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希望特区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2024 年，在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局面，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搞建设，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要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在不断巩固安全根基的同时，特区施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破解住房、产业、民生积弊，凝聚社会民心。国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前海深港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平台，系统赋能港澳突破空间与产业瓶颈，形成中央顶层赋能、特区主动改革的治理新格局。2024 年，香港特区顺利完成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标志着香港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取得重大进展，补了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短板，有了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得以轻装上阵，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同时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二）港澳经济民生发展的深层制约

　　进入“一国两制”实践新阶段，港澳着力破解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制约问题。这些问题构成港澳经济民生建设的现实瓶颈。

　　1. 内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一是空间与土地资源约束，住房等民生难题突出。港澳地域狭小、土地供应及开发不足。香港土地开发长期受既有土地权属、传统规划理念、既得利益格局制约，可供大规模开发的住宅、科创产业用地供给不足。高地价推高房价和租金，导致全社会生活成本走高。住房成为香港最突出的民生痛点——住房供给短缺、房价长期高企、生活成本居高难下，青年群体置业安居压力巨大，劏房、公屋轮候周期长等问题长期存在。澳门地域面积狭小，土地资源稀缺，城市承载空间有限，制约产业扩容和公共服务设施扩建，住房供给也同样面临压力。

　　二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增长新动能培育不足。香港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地产、贸易等传统服务业，科创、高端制造业体量有限，创新转化链条不完整，科技产业缺乏规模化落地土壤。澳门博彩业一业独大，财政收入和就业高度依赖博彩业，经济适度多元推进难度较大，整体经济抗风险能力偏弱。港澳经济面临的共性问题是，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传统优势产业红利向少数行业与群体集中，现行产业结构对基层就业和青年向上流动的带动能力不足。

　　三是社会利益格局固化，阶层流动收窄，贫富分化扩大。由于产业结构转型缓慢，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再加上部分制度惯性和利益藩篱制约土地改革与公共政策调整，结构性改革阻力增大。香港贫富差距长期处于高位，薪资增长滞后于资产价格上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趋窄。澳门在博彩业繁荣的同时，存在行业收益分配不均衡、中小微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上述因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民生困局，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难以破解。

　　四是人才、治理与制度配套短板。其一，人才结构性错配现象明显。高端科创、产业技术人才供给不足，本地教育体系与新兴产业岗位匹配度有待提升，吸引外部科创人才面临周边竞争。其二，治理模式转型压力较大。传统“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与模式难以适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攻坚的现实需要，需要特区政府转向主动改革、前瞻性规划、提升发展引导能力，施政理念、行政流程、长期规划机制都需要相应配套与完善。其三，社会观念与共识建设任务繁重，部分社会群体对结构性改革、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认知存在差异。

　　2. 外部重大挑战

　　一是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开放型经济体遭受冲击增大。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港从中美关系“缓冲地”转为“博弈前哨”，美国“以港遏华”，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出台系列涉港政策、行政法规，对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单独关税区角色进行持续打压、制裁和抹黑。美西方极力干扰港澳营商环境，企图扰动国际资本和跨国机构对港澳的信心。

　　二是区域竞争加剧，比较优势面临持续挤压。新加坡在国际金融、总部经济、人才政策方面持续加码，对香港吸引企业、人才形成竞争。澳门面临周边地区博彩旅游产业竞争，客源被分流，传统支柱产业的竞争优势受到持续挑战等。

　　三是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经济韧性面临考验。港澳属于高度外向的微型开放经济体，经济运行高度依赖国际贸易、跨境资本、旅游客流等外部环境和要素。全球经济周期、国际贸易波动会快速传导至本地，经济与民生易受外部环境扰动。例如，全球经济下行、通胀、供应链调整，都会直接影响香港贸易和金融市场；全球旅游消费偏好变化、跨境客流波动，直接冲击澳门支柱产业。港澳经济体偏小，缺少内部缓冲与回旋空间，外部危机容易快速转化为本地就业、收入和民生压力。

　　四是外部反中乱港乱澳势力干扰渗透风险持续存在。外部势力“以港遏华”的图谋没有根本改变，海外反中乱港乱澳势力仍伺机进行舆论抹黑、软对抗渗透，把经济民生问题政治化，放大社会不满情绪、制造社会对立，对特区改革进程、民心建设、社会共识形成持续干扰。

　　总体而言，港澳推进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面临诸多相互交织的瓶颈制约，内部结构性脆弱与外部环境扰动相叠加。外部风险会放大内部短板，内部民生问题又会被外部势力利用炒作，容易形成“内部问题外部化、经济问题政治化”。上述瓶颈与挑战，仅仅依靠港澳自身力量难以有效化解，需要国家战略赋能与特区主动改革双向协同发力。

　　二、核心要义

　　面对港澳现实矛盾与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港澳“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如何发展、怎样统筹发展和安全、如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长治久安”等根本性问题，形成理论精深、逻辑缜密、路径清晰、治理规范的思想体系，为港澳高质量发展、普惠性民生建设与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理论溯源：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并非特区局部治理政策，而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在港澳领域的具体体现。

　　其一，根植于习近平经济思想核心原则。完整承接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有机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理论原则，调校了港澳长期以来被动抱守新自由主义治理惯性，与时俱进地重塑港澳新时代发展逻辑。

　　其二，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发展立场。新时代发展观明确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这一价值立场突破社会制度差异，成为港澳经济民生工作的终极价值标尺。

　　其三，深度对接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港澳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窗口与“一国两制”实践载体，其经济提质、民生改善、人心凝聚，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多样性的独特呈现。

　　（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一脉相承，是上述理论思想在“一国两制”特殊治理场域的创造性延伸与本土化运用。相关论述立足港澳全新历史方位，形成层次清晰、层层递进的核心体系，涵盖战略内核、价值立场、根本原则、发展格局、治理权责、民心根基等维度。

　　1. 战略内涵：国家治理与“一国两制”战略基石

　　香港、澳门特区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其价值意义远不局限于一地区的发展要求，同时还具有更高层次的战略意涵。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全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将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置于国家重大战略进程中，提出系列核心观点：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也是“一国两制”根本宗旨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处理香港事务，从来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从来都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发展观和国家治理理念运用到“一国两制”实践与港澳治理中，深刻启发我们，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既是“一国两制”制度生命力和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物质基础与民心根基，是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根本保障。“一国两制”下港澳繁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相关论述从战略层面锚定港澳经济民生发展的定位方向，既是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发展，也是与国家整体发展观及战略目标形成一体化推进的新格局。

　　2. 发展路径：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港澳深层次矛盾的总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把经济发展摆在新时期港澳治理的突出位置，明确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需要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港澳各类社会问题的金钥匙，是化解结构性矛盾、化解社会不满、稳固长治久安的根本性路径。早在香港回归 20 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要求特区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解决民众急难愁盼问题。港澳过往的社会对立、阶层矛盾、思潮乱象等，表层为政治分歧，深层根源于经济结构性失衡、发展动能不足、民生资源紧缺。产业结构单一、地价房价高企、就业赛道狭窄、青年向上流动受阻，是滋生社会不满、放大外部干预的根本性土壤。单纯依靠法治管控只能治标，唯有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大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发展新动能、拓展就业空间、完善民生供给，才能为住房、就业、贫富差距等民生难题的化解提供物质基础，才能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夯实稳定根基，实现标本兼治。

　　3. 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港澳民众福祉作为“一国两制”初心归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其中，内涵着保障港澳居民安居乐业与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把增进港澳居民福祉作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内在要求，要求特区政府“务实有为、不负人民，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实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核心是探索适配港澳体制的普惠式民生路径，对接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探索契合中国式共同富裕导向的港澳普惠发展路径，并将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特区良政善治的根本标尺。

　　4. 根本原则：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格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战略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刻揭示了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辩证统一的关系。国家安全、宪制秩序稳定是港澳经济复苏、民生改善的前置基础。没有港澳国安法、爱国者治港治澳构建的宪制安全环境，就没有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秩序，产业投资、民生建设就无从推进。因此，由乱到治筑牢宪制安全底盘，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先决条件；由治及兴激活发展动能，经济繁荣、民生向好又能够消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认同、夯实国家安全根基，形成“以安促兴、以兴固安”的治理逻辑，实现安全治理、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的有机统一。依据习近平经济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原则，面对外部势力刻意打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制造社会撕裂的外部风险，中央应对战略是统筹发展和完全，筑牢制度安全屏障，支持港澳经济建设、民生改革，而不是单纯从经济着手去追求经济增长。

　　5. 战略格局：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构建双向赋能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港澳得天独厚的优势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面临的约束是发展空间受限，政府经济功能狭窄、引导经济发展能力与工具不足。对此，中央作出系列针对性部署：一是要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支持港澳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获得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催生新动能。通过明确港澳在国家总体规划、区域规划中的战略定位和政策支持方向，构建支持港澳战略功能、发展目标、增长动能的政策体系。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首次将北都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二是要发挥港澳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在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部署中，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支持港澳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发挥港澳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三是要求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国家善用“一国”之利，依托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国家级战略平台，赋能港澳持续拓展发展新优势；港澳依托国际化、法治化、专业化优势，进一步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国家赋能港澳、港澳服务国家双向循环、互利共赢的全新发展格局。

　　6. 治理权责：中央统筹保障与特区主体责任的协同治理体系

　　在经济民生治理权责上，重要论述厘定中央与特区权责边界，中央与特区形成分工明确、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治理架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澳门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澳门的第一责任人。中央主要负责维护宪制秩序、国家安全，搭建国家级合作平台，出台惠港惠澳政策，为港澳发展创造宏观环境、拓展外部空间，不干预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具体经济社会事务。特区政府承担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体责任，要“把依法治理和担当作为结合起来”，要强化担当作为，主动担当良政善治的责任。为此特区政府要革新治理理念，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增强港澳未来发展的前瞻性、主动性谋划，“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要提升治理效能。聚焦经济建设与民生纾困，敢于推进土地、住房、产业等领域改革以及公共服务优化，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积极作为实现良政善治。

　　7. 民心根基：以经济民生改善夯实人心回归，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港澳“共享发展”理念，“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将港澳经济民生建设与民心认同相贯通，以实实在在的发展获得感巩固对“一国两制”的认同，筑牢爱国爱港爱澳社会根基。港澳青年就业难、置业难、发展难，是民心建设的突出短板，也是外部势力渗透炒作政治对立的主要由头和借口。因此应着力构建“发展红利—利益认同—情感认同—制度认同”的递进式民心建设逻辑，通过经济提质、民生改善，全方位拓宽港澳同胞尤其是青年群体求学、就业、创业、安居渠道，让其实实在在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以扎实民生成效凝聚社会共识、厚植爱国爱港爱澳社会根基，实现经济工作、民生工作与统一战线人心工作的有机统一，夯实“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社会民意根基。

　　总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新时代发展观为理论根基，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根本原则，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治理方法论、清晰可行的实践路径、严格规范的治理准则，推动“一国两制”港澳实践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

　　三、内在逻辑与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具有独特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体系，是新阶段港澳破解结构性难题、实现由治及兴的行动纲领。

　　（一）内在逻辑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呈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四维统一的有机整体。

　　1. 历史逻辑：由乱到治—由治及兴—长治久安递进式发展

　　新时代港澳发展遵循清晰历史时序：通过国安立法和爱国者治港治澳机制实现由乱到治，解决维护国家安全与港澳发展环境问题；依靠高质量发展推进由治及兴，破解经济社会民生难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依靠民心认同走向长治久安，实现制度长久稳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巩固安全基础，形成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历史演进逻辑。

　　2. 理论逻辑：“安全—善治—发展—民生—人心”五位一体发展

　　国家安全是底线保障，良政善治是治理载体，高质量发展是物质基础，民生改善是价值落点，人心回归是终极目标。五大要素环环相扣，构成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完整理论链条，实现政治安全、有效治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心认同工作一体化推进。

　　3. 实践逻辑：国家赋能与特区改革双向联动发展

　　破解港澳结构性困境不能单靠一方。外部依托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国家区域合作平台，实现空间、市场、资源赋能；内部依靠特区主动改革破除土地、产业、利益固化壁垒。内外双向协同有机联动，构成可落地、可持续的实践运行逻辑。

　　4. 价值逻辑：“一国”原则下兼顾制度差异，坚守人民福祉导向

　　在坚守“一国”原则前提下，尊重港澳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现实，不简单照搬内地模式，始终坚持以人民福祉为根本价值追求，做到虽然制度模式有差异，但增进民众幸福的价值导向高度一致。

　　（二）方法论体系

　　鉴于破解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难题的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采用了多维方法论体系，包括权责分层治理、内外联动突破、时序梯度推进、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等，创造性地拓展了新时代港澳工作的思想体系与实践原则。

　　1. 权责分层治理：中央主导、特区主责、社会联动

　　明确中央与特区权责边界，构建分层协同治理范式。中央层面，主要负责守住国家安全、宪制秩序、顶层战略布局、宏观政策赋能，健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体制机制。特区政府层面，承担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体责任，探索“有为政府 + 高效市场”治理模式，树立有为政府、主动施政、积极改革的现代化治理理念，以前瞻性思维编制实施五年发展规划，提升经济引导能力。社会市场层面，引导市场、社团、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民生建设与产业培育，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2. 内外联动突破：本地提质深耕 + 域外拓界扩容双向发力

　　针对港澳空间瓶颈与产业短板，确立内外兼修的改革方法论。向内：深挖潜力。盘活存量资源，推进土地开发、旧区重建、公屋扩容、产业升级。香港要优化土地储备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澳门要深挖文旅、中医药、特色金融、会展商贸等本地产业潜力。向外：跨界拓展。依托大湾区跨境要素流通机制，实现科创、居住、就业、养老空间向外拓展。以国家战略空间弥补本地物理空间不足，以国家战略优势赋能港澳新兴产业，从根本上破解微型经济体发展局限。

　　3. 长短时序统筹：短期纾困、中期转型、长期固本协同推进

　　坚持系统思维，区分时序梯度推进民生与经济工作。短期聚焦急难愁盼，纾解基层生活压力、保障青年发展权益。中期聚焦产业结构性改革，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香港强化国际创新中心功能、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拓展新功能；澳门加快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横琴深合区建设，优化产业结构。长期聚焦人心回归与制度认同培育，依托求学、就业、养老、社保跨境互通，构建港澳民众深度融入内地生活体系和认同培育工程，实现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民心凝聚的长效贯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4.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港澳实际精准治理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针对香港，侧重巩固四大国际中心和科创产业转型，重点补强科创产业、优化土地住房供给、完善高端服务业体系。切实解决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以更有力举措推动香港由治及兴。针对澳门，严格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求，推动博彩业依法健康有序发展，培育会展、中医药、跨境商贸、文旅康养等新兴产业，实现两地各展所长、各补所短。

　　（三）对特区治理能力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逻辑体系和方法论，对特区政府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

　　一是转变治理理念。特区政府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港澳发展。要守正创新、担当进取，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以良政善治为目标完善经济施政，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务实解决经济、民生方面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困难。要更具战略性、前瞻性地科学评估与预测未来变局，借助制定五年规划推动特区治理理念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局部转向全局与系统。

　　二是集中精力谋发展。将经济发展、民生纾困、排解民忧作为重要任务，“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不断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深度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内联”“外通”两头都要到位，最大限度对内对外释放“一国两制”制度红利，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实现港澳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深度协同与有效对接，将单一主权国家制度体系内的制度多样性转化为发展动能。

　　三是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依法治理、高效治理、为民治理；完善治理保障，强化行政和立法高效协作，建设为民、务实、高效的治理体系；强化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提升特区治理效能，重点是强化宏观统筹，完善组织架构，畅通简化行政流程；全面提升统筹协调能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治理格局；加强特区治港治澳队伍能力建设，打造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实干高效的施政团队，提升特区政府统筹产业规划、土地改革、跨境治理、风险防控的综合能力，以及跨境协同治理能力。

　　四是加强风险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多种手段，配合国家有效应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乱港遏华”。守住社会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坚决防范民生问题舆论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做到民生事务务实解决、舆论阵地主动引导，常态化防范外部势力借民生问题进行舆论炒作与社会挑拨。

　　五是用好长期规划。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以五年规划为核心、多类规划协同配合的全方位国家规划体系。港澳要立足长远、着眼代际发展、深度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编制与落实好本地五年规划，构建长效产业与民生制度体系，适配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节奏。澳门“三五”规划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澳琴一体化”进程和创新治理模式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在主动、深度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同时，进行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为有效破解经济民生问题奠定治理基础。

　　四、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系列重要论述，一是从战略层面锚定港澳发展的方向定位，二是提出经济民生发展的方法论和实现路径，三是从制度保障层面提出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完善港澳治理的新要求。系列重要论述，既是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在“一国两制”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优势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其创新性和时代价值体现如下：

　　（一）理论创新

　　一是拓展“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将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民心建设纳入“一国两制”实践体系，跳出单纯政治秩序、单纯经济民生视角，或者以“两制”并存为视角，构建安全—经济—社会—民心整体性治理理论，形成新时代政治安全、经济繁荣、社会民生、民心固本的港澳工作全方位治理模式，开辟了“一国两制”理论新境界。

　　二是深化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理论。深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在特别行政区场景的运用，明确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历史方位及其一脉相承之历史整体，形成关于新时代港澳治理“以安促兴、以兴固安”的辩证统一。发展和安全，如“一体之两翼”，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将交织融会于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整个过程。

　　三是创建跨制度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丰富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探索“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条件下跨制度协同发展范式，突破单向扶持思维，确立内地与港澳双向赋能、互利共生的区域发展新逻辑。尊重差异化，在不改变各方制度基础的前提下，通过设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转换接口”互相嵌入，最大化地拓展“一国之本”“两制之利”有机结合的制度红利与互补效能。

　　四是创新港澳人心统战理论。“一国两制”统战工作的核心是“争取人心”。其根本任务，是要通过凝聚共识、增进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确立利益认同优先 、获得感驱动认同的新时代民心建设路径，丰富统战模式 ，实现民生建设与统一战线深度融合。

　　五是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域。明确“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港澳同胞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者、建设者，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和成果共享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态。

　　（二）时代价值

　　一是理论价值。极大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港澳”篇章，是祖国统一理论、国家治理体系理论、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一国两制”下推进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原创性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港澳治理理论的系统性升级。概言之，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要坚持“四个要”：一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二要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三要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四要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

　　二是战略价值。为港澳破解土地住房、产业转型、青年发展等深层次现实难题提供行动指引，指导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扎实推进由治及兴。精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巩固港澳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关键枢纽地位，拓展港澳链接全球资源的独特战略价值。

　　三是示范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历史遗留地区治理、特殊经济区域繁荣稳定提供中国范式、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港澳“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未来祖国完全统一提供实践参照，彰显中国式治理方案的世界意义。“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立足“一国两制”实践新阶段，深刻把握“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直面港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形成内涵丰富、逻辑缜密、创新鲜明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党对“一国两制”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相关论述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理论根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形成完整的方法论、实践路径与治理规范，并将港澳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谋划，开辟了“一国两制”理论的新境界。新时代港澳实现长治久安，前提在于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本在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治理改革，落脚点在于民生福祉，长远根基在于民心认同。只有坚持将中央战略赋能与特区主动改革相结合，持续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产业升级与民生普惠，持续破解结构性瓶颈与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增进港澳民众获得感，才能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才能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原刊于《港澳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