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规划 香港战略升维里程碑

　　方舟

　　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下称“一五”规划）是香港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文件，它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进入新阶段。

　　正如笔者早前在本栏所言，“一五”规划并非一份5年版本的《施政报告》，而是站在更高维度上制定、立足于国家战略，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径。

　　在国家层面编制一份《五年规划》，从研究到宣布通常需要耗时两年半。特区政府从决定编制，到发布规划文本仅用了8个月，时间虽短，但从立意、结构铺排到规划的内容，都显示出较高水准。对未来香港制定中长期规划具有示范作用，也获得中央肯定。

　　面临三大变局

　　今次“一五”规划，内文合计6万余字，整体规划是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来思考香港历史方位，在开篇章节就指出香港现在面临的三大变局。

　　第一，是国际格局上的重大变化。伴随着中国崛起，西方在经济和产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因此有意识地加大对中国打压和遏制；所以在如今国际格局下，香港过往在中西方间扮演的“中间人”角色，需要做进一步调整，来应对逆全球化趋势。

　　其次，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变化。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五次技术革命，基本上由中美两国领跑，可以推断两国竞争关系将长期持续。香港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如何扮演好自己角色，是关键命题。

　　第三，是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带来的变化。当前国家发展正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模式，并且更加依靠新质生产力来牵引，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作为未来经济推动引擎。这两大趋势都对香港的角色提出新要求。就着内外循环而言，香港过去比较习惯参与“外循环”，“前店后厂”是典型写照；如今香港要更多地配合国家，同时参与“内循环”和“外循环”，就需要对自身功能定位作出相应的调整。过去香港比较关注金融、贸易本身发展，如今要投放更多精力探索金融、贸易如何服务实体经济。

　　在这个背景下，“一五”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握“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为核心战略载体，这也是整份规划中内容最翔实的部分。

　　“四中心、一高地”的提法，是国家“十五五”规划中赋予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用的动词是“巩固提升”，表明香港要在现有优势中继续升级；对于“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用的动词是“加快建设”，这表明香港面向这个目标仍需持续努力，以达至目标。至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则是直接承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

　　在香港“一五”规划中，金融领域把离岸人民币市场置于突出位置，明确提出加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包括增强流动性支持、扩阔离岸人民币产品供应等。规划亦提出改良股票和债券两大核心市场的制度设计和产品生态，支持内地和海外行业龙头及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这一方向具有战略前瞻性，香港能否在内地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之前，形成真正意义上具规模离岸人民币市场，关乎香港未来在金融方面竞争力。因此，规划把离岸人民币市场作为增长点，发展债券、股票及大宗商品市场，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判断准确。

　　债券市场方面，规划明确协同推进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流动性提升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拓展，加快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的商业化、国际化、现代化。关键在于用好离岸人民币优势，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丰富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交易，吸引境外人民币回流投资，争取成为亚洲最大固定收益市场，与上海在岸中心形成互补。

　　改为“前厂后店”

　　在贸易、航运等方面，“一五”规划提出香港全面转型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方向。过去在“前店后厂”模式下，香港接单、内地生产；如今全球供应链重塑，中国企业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设厂，香港要想争取“一带一路”沿线市场，鼓励制造、科技与物流企业透过香港进行国际订单、汇兑、贸易金融、供应链管理等高增值活动，需要转为“前厂后店”的服务商模式，即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部署前方工厂，而把香港作为后方管理供应链的“店”。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应深入理解国家战略和内地企业决策逻辑，争取更多企业将海外管理总部和供应链管理中心设在香港。

　　“一五”规划亦强调构建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充分发挥香港在船舶管理、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等海运服务业的优势。在俄乌、中东战事爆发后，航运服务明显成为国家贸易供应链安全的一部分，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船东国，在航运保险上不能过度依赖西方。香港想要做强航运保险中心，必须与国家战略配合，从服务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争取更多航运保险服务放在香港，助力国家整体航运竞争力提高。

　　创科中心是“四中心”中最进取的部分。“一五”规划提出两个标志性的指标：一是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GDP比重从2024年的1.63%提升至2030年后的3%；二是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由2024年的3.8%提高至2030年后的5.5%，较此前2022年公布《创科蓝图》提出的5%目标更高。

　　发展模式转向

　　这两个目标揭示发展模式的转向。香港研发总开支长期以高等教育界为主导，以色列、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工商界研发占比，普遍高达七至九成之间。香港过去的创科模式可以概括为“学产研”──由大学教授推动研究，再寻求产业化路径，惟成果转化效率长期偏低。“一五”规划所要求的3%研发投入目标和5.5%制造业占比，如果真正实现，必然要求模式转为“产学研”──以产业需求为牵引，由企业主导研发方向，再联动高校和研究机构协同攻关。

　　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建设，与发展创科中心紧密相连。香港的大学数量不多，能够容纳的高端人才数量有限，且主要是学术型人才。“一五”规划配合国家方向，“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产学研”集聚培养人才的功能。具体抓手上包括引进国际龙头企业，构建国际研发中心，借助产业平台来吸纳应用型和产业型人才；另方面通过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扩大人才承载能力。

　　如果说“四中心、一高地”回答的是“香港做什么”，那么北部都会区回答的便是“在哪里做”和“以什么方式做”。

　　北都规划设定了若干明确的约束性指标。最核心的一项是5年内产出900公顷熟地，这是过去5年产出量120公顷的7.5倍。900公顷熟地中，逾400公顷为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其余约200公顷为住宅用地，约300公顷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及社区设施用地。住宅方面，未来10年房屋供应以“4︰3︰3”为比例基础，即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

　　过去香港发展新市镇时，政府通过收地、基建将“生地”变为“熟地”，然后划出部分商业用地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出售，卖地收入基本能够覆盖前期投入，甚至产生盈余。但北都的开发逻辑与此有本质不同。首先，900公顷熟地中逾400公顷为产业用地，这部分土地不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出让，而是以优惠条件吸引龙头企业入驻，不以地价收入为主要目标。其次，住宅用地中仅有三成私楼用地可以进入卖地程序，另外四成公屋和三成资助房屋的用地并不产生土地出让收益。

　　北都产业创收

　　这意味着北都的财务回报逻辑必须从“卖地回本”转向“产业创收”。政府的收益不再主要来自卖地，而是产业落地后创造的产值、就业和税收，以及大学城和研发机构带来的长期社会收益。这一转变对政府现金流管理提出新挑战，从规划、收地、平整土地到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投入大、周期长，收益回收周期显着拉长，因此需要在财政安排上作出相应创新，包括探索更多元的融资模式、引入市场力量参与片区开发，以及合理安排跨年度的财政拨付节奏。

　　国务院港澳办评价“一五”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期待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这份规划的价值，不在于它给出了多少即刻的答案，在于它第一次以系统性方式，把香港发展方向嵌入国家现代化整体叙事之中。当“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被转化为可执行、可检验的发展逻辑时，香港的角色便不再只是国家开放格局中的“通道”，而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有方向、有指标、有责任的发展主体。